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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鸣
 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民族心,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企业能在世界百强企业中占一席之位,可是因为中国制造的坏名声,我们的好产品都卖不上好价钱;因为企业在价格红海里的血拼,杀得自己的企业没有利润,只有降低成本搞潜规则,道德底限的缺失带来系列的诚信缺失、市场缺失,养肥了外企伤了自己,同时也伤了国家的荣誉。
  “三聚氰胺”被社会曝光前,如果奶业中哪个企业或者哪位企业家勇敢地站出来曝潜规则,也能替消费者安全把住关,更能保住国内奶企的大壁江山,但没有人这么做,这些人担心什么?担心成为众矢之的,担心有人要放暗箭;担心有人要搞黑公关;还有一个担心就是怕得罪人。但是,不得罪人,就会得罪良心;得罪了真理,是得罪了天下人。而且最最重要的是:现在没有人去扫这些心灵的灰尘,孩子们就是认为潜规则是正规则,正规则反而是潜规则,颠倒了黑白,如果是这样,我们就失去了未来!
  所以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,得罪一批人曝潜揭黑,但我也得到了更大一批正义人士,有思想有境界有忧国忧民心之人的同情、赞同,得到了他们的心,这是我最大最大的阳谋。子曰:三十而立,四十不惑,五十而知天命。当我到了知天命之年,变身成“黄老邪、黄老怪、黄老异、黄老直、黄老颠、黄老痴”,不疯魔不成活,在竞争无序、不按条理出牌的乱象中,无论“疯言疯语”还是“直商直言”,黄鸣立志要做的,一是守正财富榜样,教给民企如何乱中守正;二是建“做阳谋不搞阴谋”样板,远离潜规则。
  守正守正,身正才能守得正。阳谋阳谋,无私才能做阳谋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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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士周干峙:共和国建筑规划春秋
作者:大太阳网    文章来源:http://www.jzpt.com/article/201303-8c31d2a0-sj.html    点击数:    更新时间:2013-3-22

    “我不同的是,有幸一辈子主要都干一件事。”

    这一件事,就是城市规划和建设。1952年,作为梁思成的弟子,清华大学建筑系学生周干峙大学毕业。碰巧的是,建筑工程部(现住建部前身)也于这一年刚刚成立,一毕业,周干峙便被要到建筑工程部。

    此后的60年,周干峙一直工作在城市建设与规划一线,对共和国建筑规划史上的重大事件,“不能说都经历,但经历得比较多”。从“一五”计划的“156项重点工程”到“八大城市”;从西安的总体规划、唐山、天津震后的重新规划,再到深圳的开发规划;从国内“城市化”概念的最初讨论,到中国第一部城市规划法的起草,以至改革开放后的城市规划、设计,周干峙都从未缺席。

    与许多人不同的是,他虽身居中央部门行政领导的岗位,但从未离开第一线的专业技术工作;他虽戴着两院院士的头衔,但“始终没有停止动手、动笔”。如今,他虽已80多岁的高龄,但“眼前的活还特别多”,忙碌的身影还经常出现在各地的各种学会、论坛以及城市设计的项目规划会上。关注的问题也越来越多,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、城镇化的健康发展、城市交通、建筑节能、环境保护、文化继承等等重大话题的讨论中,不时能听到他的声音。

    对中国日益迅猛的城市化进程,周干峙认为,中国有宝贵的历史经验和伟大的历史成绩,同时也有许多可以总结提高的地方。在他看来,建筑与人、自然的和谐是城市建设的最高目标,能源消费也是建筑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,城市建设必须为节能环保服务;对各地鳞次栉比、互相攀比的高楼大厦,周干峙提出在建筑能耗已占我国总能耗三分之一的情况下,要避免高层建筑陷阱。面对日益突出的能源浪费,周干峙力行力倡节约文化。

    更难得的是,在许多人眼里,这位规划大师敢讲真话,敢提意见,只要涉及到自己的专业,从不推诿回避。在2012年中国建筑(601668,股吧)学会年会上,周干峙勉励年轻的同行们,“作为专家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,该说话的时候一定要说话,这是我们专业人员的历史任务”。

    在周干峙看来,搞规划的人,既是幸运的,又是倒霉的。幸运的是,有机会运用所学专业为城市谋篇布局;倒霉的是,所谋与所想往往超越现实,壮志难酬。

    也许是搞设计施工出身,周干峙给人感觉干练、平和。在住建部办公室等他的时候,秘书接了个电话,告诉本刊记者,周部长骑着自己的三轮车出发了,待会就到。采访中,聊得兴起,他浑然不觉时间过去多久。

    西安:保护城墙非我一人之功

    1930年,周干峙出生于苏州。后即迁居上海,时局动荡,少年时期的周干峙频繁换校,读过英国人办的工部局学校,也读过汪伪政府的学校、国民党政府的学校,最后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。

    1952年8月,为“一五”计划做准备,中央决定成立建筑工程部,大学刚毕业的周干峙被调遣过来,参与了156项重点工程的厂址选择和重点城市的规划设计。他跟随苏联专家四处出差,投身于当时项目最多的西安市的选厂与城市规划工作。

    当时,各行各业百废待兴,专业规划人才非常稀缺,加上保密的原因,因此技术人才更加稀缺。西安懂城市规划的,只有一个做施工的老工程师,建筑出身的周干峙根据工作需要,迅速接过编制西安城市总体规划的大任。扎实的专业基础很快显露,苏联专家也称赞他的徒手画和建筑画画得不错。

    对有“十三朝古都”之称的西安,古城墙的存废成为城市规划的争论焦点。一些人说,北京都要拆了,西安还保留什么?忆及这段历史,周干峙对本刊记者说:“保护西安城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,我当然主张保护,因为我是梁思成的学生,我知道他的思想。”

    当时,“搞规划的都极力主张不要拆”。从历史文化保护的角度看,修于明代的西安城墙无疑值得保留,此外,修好护城河对外开放,也是很好的城市特色。当时还有同志说,抗战时期,西安城墙被挖出许多防空洞,现在还可以防原子弹的冲击波,这个理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高层领导的决策,最后决定了不要拆,留着没什么坏处。

    西安古城墙就这样保留下来,成为今天西安这座文化古都最为亮丽的风景。

    “这个功劳还要归到西安市规划局的一些老同志”,周干峙告诉本刊记者,他们随后整修了护城河,补砖添瓦,将城墙一带修成风景区。在周干峙的回忆中,当时搞规划的人与西安市行政领导(包括李庭碧、何家成等人)意见一致,非常难得。

    “一五”期间,中央和地方都加快了规划设计管理机构的建立工作。除西安外,当时重点规划的城市还有兰州、包头、武汉、洛阳等八个城市,正是这些城市打下了共和国最初的城市与工业基础。此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,再无如此规划有序的城市建设。

    唐山、天津:从算账到规划

    “工作需要什么就学什么,国家需要去哪里就到哪里去”,这几乎是那一代人的道德律令。

    1976年“唐山大地震”后,周干峙又很快被派去做唐山的震后恢复建设规划工作。“我们在唐山飞机场搭了个帐篷,住在里面抓唐山的救灾规划。”唐山的重建规划基本完成后,天津的问题提出来了。

    天津震后没有唐山死的人多,当时国家首先面临的是唐山的救灾。二三十万的难民没有地方住,所以震后建设部的重点任务是恢复重建唐山。搞了两年后,有领导发现天津的经济损失很大,大过唐山。尤其是天津住房地面比院落地面低、院落地面比胡同地面低、胡同地面比马路地面低的“三级跳坑”问题十分严重。领导马上指出:不光要支援唐山,还要支援天津。时任国家建委城市规划局规划组组长的周干峙,马上带人从唐山转到天津。

    到了那里,周干峙才知道天津的救灾规划为什么天津市自己做不了。当时天津有规划局和计委,按照分工,震后规划盖多少房子,盖在哪里,首先由计委做计划,其次由规划局做具体规划。可搞计划的人不掌握图纸资料,不了解损失现状,坏了多少房子、多少管道,花多少钱都不知道。周干峙带领的工作组开赴天津后,首先要干的事情就是,根据规划局的资料基础,把救灾规划所需要的资金算出来。

    “我跟天津市规划局的办公室主任,在一号宾馆整天画图、算账,最后算出来这笔钱总共要24.6亿元,每年要投入8.2亿元,分3年完成。”

    这笔资金报送中央批下来后,紧接着来的是房子怎么盖、盖在哪、盖什么样的房子等一系列规划问题。于是,周干峙又被留下来当了天津市的规划局局长。如此又是两年——周干峙在天津呆了四年,重塑震后的天津新形象。

    在不远的前方,一个更为艰巨而崭新的城市规划任务还在等待着他。

    深圳:一个城市规划的范例

    与西安和天津截然不同,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,深圳的规划几乎从零开始。

    1979年,深圳由原来一个不到1万人的小县城升级为地区一级省辖市,第二年,国家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。国家建委决定派出一个“五人小组”支援深圳的规划建设。作为“五人小组”的成员之一,刚刚结束天津唐山震后重建规划的周干峙被被派往深圳,参与主持特区的规划工作。

    “历史证明,深圳的城市规划是成功的,幸亏有这个规划,深圳才有今日的发展”,谈起深圳特区的规划工作,周干峙难掩激动,“说来话长,它解决了新的问题,积累了新的经验,特别是在深圳,专业人员与行政领导通力合作,整个规划是大家一笔一划地深入探讨、设计出来的”。

    “深圳最成功的一条,我觉得是当时的行政领导跟专家学者、专业人员密切结合,事无巨细,共同商量,现在较少能做到这一点。”

    讲到当时的行政领导,周干峙一下子就点出来三个,市委书记梁湘、市长周鼎、主管规划的副市长罗昌仁。周干峙本人由国家建委主任谷牧直接派去,当时虽然没有总规划师的头衔,但他却实际承担着深圳市总规划师的角色。

    深圳最初的人口规划,谷牧找人研究后初定为70万。可周干峙从专业角度一算,发现对于深圳这样未来快速发展的口岸城市,36平方公里的土地放70万人太少,实际规划按100万人做,考虑到特区的流动人口,再考虑到交通,事实上将规模做成了一个不断滚动的“活的概念”。最后,当他按120万人规划、160万人可延展,画出规划图后,同样没人反对。

    确定了人口规模后,周干峙利用深圳地形狭长、河道分隔的特点,结合自然山川,从东到西,依次布置了沙头角—盐田、罗湖—上步、福田—华侨城、南头—蛇口等五个组团。这种带状组团式布局的城市结构便于调节,也为后续发展预留了空间。同时,规划还预留了地铁、机场、火车站的位置,为深圳日后的城市交通建设提供了空间、节约了成本。

    在深圳的规划、建设中,专家与官员配合良好的例子数不胜数。

    大致的布局确定后,像现在一样,很多单位来占地方。深南大道市中心南侧的地皮很快被划分出去了,鉴于这块地皮的重要,周干峙看后向当时的市长王炬提意见——这块地皮还未做详细规划,不能马上划出去。最后,市长亲自出面,给予一定的赔偿后又拿回这块地皮重新规划。

    在周干峙看来,深圳的另一条成功经验是,规划不离建设,每项建设都要经过规划,结合起来进行研究。

    大的区县规划定后,深圳需要首先修建一条老城往西的道路。许多人觉得应该修贯串城市的深南大道,周干峙力排众议,认为在整体规划还不够的情况下,不宜先修建牵一发动全身的深南大道。最后,市政府先在特区北边修了北环路,避免与将来深圳的总体规划发生矛盾。

    深圳市中心的建筑则开国际招标的先河。在大批外国建筑师的方案中,市政府最终选中一位华裔美籍设计师的方案,没有建高楼,将市政府放在“中心”的边上,“全国唯有这个市中心,市政府接纳了规划人员的意见,叫‘市民中心’”。

    提出的意见几乎都得到市政府支持,周干峙也不断陷了进去,“有工作需要我就去,结果变成了蹲在那里,参与了每一栋主要的建筑、每一条主要马路的修建”。这样一晃又是四五年。

    功夫没有白费。“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像深圳这样一次规划上百万人口,按规划建出来,而且建得如此完整、如此合乎功能。”这份“得意之作”,也因此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际建筑师协会阿勃克朗培奖——来自英国皇家规划师协会的颁奖者正是当年“梁—陈”方案提出者之一陈占祥先生在英国的同学。

    2010年11月19日,由于在城市规划与建设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,周干峙被授予日本建筑科技方面的“大林奖”。该奖设立于2000年,现已成为城市规划和建设领域的一个重要奖项,旨在奖励那些在这一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。

    幸运与倒霉

    做了60年的城市规划,周干峙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,“搞规划的人,往往是幸运的,也往往是倒霉的”。幸运的是有机会运用所学,打造一张张城市的面孔;倒霉的却是想法超越现实,被冷酷的现实所击碎,他的老师梁思成就是这样的例子。

    当本刊记者问在他的职业生涯中,幸运多一些还是倒霉多一些,周干峙回答差不多。规划西安、天津、深圳,都是幸运的,但在平时工作中,尤其是挂着部长的名义去推动一些事情时,却往往做不到。

    “我只有一个兴趣,就是把城市搞好”,但这份工作也有很苦恼的地方,“越搞越难”。

    随着中国城市规模的不断飞升,城市所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,越来越难,比如交通、环境、能源等等。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孤立的,尤其是牵涉到的管理部门越来越多,推动起来也越难。跟城市规划相关的部门至少有住建部、国土资源部、环保部、交通部。周干峙举了地铁的例子,“现在城市里的地铁属交通局管理,很好,也很不好。很好在于它本身搞车辆,搞机车轨道建设和铁道配套,但是交通部门的头脑里就很少有长远、全局的全市规划。”

    在周干峙看来,搞规划难就难在这里,因为规划涉及到很多全局、部门的利益问题。

    正如他参与的、他的师长吴良镛所开拓的广义建筑学和人居环境学,城市规划除了学科自身的交叉特性外,必然还面临着历史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体制诸多因素的重重影响。一代规划人,倘要将纸上理想践行大地,谈何容易!这也正是吴良镛先生所讲的,“做规划的人,就是要训练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”。

    “知其难为而为之,知其难言而言之”,从周干峙的身上,似乎可以清晰地看出传统儒者柔以进取的那份担当。对规划师而言,“作为专业的人要讲,作为行业要争,你不是为个人,你的特点就是整体,没有这一点,哪有规划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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